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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从其形成的那一天起就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辨证施治”“人本思想”等,是中国人民传承了几千年的、日用而不觉的宇宙观、价值观、道德观、生命观的体现。“第二个结合”的辩证意蕴主要表现在“契合”,即在契合中完成了由对立向统一到融合互补的结合关系。马克思主义和中医药文化来源不同,却彼此高度契合,通过二者的契合透视“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天人合一”与唯物主义相契合
中医药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指的是宇宙天地,也即大自然,强调人是宇宙天地间的万物之一,与自然息息相通,共生共存。这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有内在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表现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从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把人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主张从实践的角度、从人的主体地位去“人化自然”。从根本上讲,中医药文化气本原与马克思主义物质本原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医药文化强调“气”,认为气是一种无形却客观存在的物质,“气”是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的本原。《黄帝内经》有云,“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体现了对气的无形可见而又客观存在的物质性的认识。进而,在“天地合气,别为九野”“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等思想中,又体现出“气”化生万物,为天地万物之本原的基本观点。因此,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依赖于自然界而存在,正所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第二个结合”通过把中医药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化自然”有机结合,致力于探寻一条超越西方以资本为中心、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化新路。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懈追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提出“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既是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是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提供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整体观念与普遍联系相契合
中医药文化的整体观念是关于人体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完整性和联系性,也就是内外环境的统一性与机体自身整体性的思想。例如,中医常说的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主张从整体上进行诊治,并用“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来构架肝、心、脾、肺、肾之间的联系,形成五脏的功能系统。五脏中,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五行的生克关系表现为各组织器官在结构上密切关联,在功能上相互协调、相互为用,在病理上相互影响,人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内在融通、高度契合。普遍联系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点之一,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中,这种联系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的,因而要求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应注重以整体思维加以把握,通过不断的实践,来验证这种联系的客观性、科学性,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个结合”将“有机整体”与“普遍联系”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具体化,同时激活了中医药文化内在生命力。我们党从两个大局出发,对当下形势作出判断,对世界发展作出预估,揭示了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深远的历史纵深和鲜明的文化优势。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揽子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因此,“第二个结合”充分汲取中医药文化中的治国理政之道,让我们在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中系统分析和思考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三、辨证施治与矛盾分析相契合
中医药文化中蕴含辨证施治的基本原则和分析方法。辨证施治主张根据不同人群的体质、性别、年龄,以及季节、地理环境的特殊之处,即因时、因地、因人,制定适宜的治疗方法,又称为三因制宜。其中“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辩证观是中医坚持辩证思维的重要体现。“同病异治”指同一种病,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域不同,或所处的疾病的阶段或类型不同,或病人的体质有异,故反映出的证候不同,因而治疗也就有异。“异病同治”是指几种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大致相同的病机,大致相同的证,故可用大致相同的治法和方药来治疗。例如,中医药专家根据时令变化,筛选出“三药三方”,辨证施治,有效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辨证施治散发出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真理之光。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的核心要求是善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就是一切从时间、地点、条件等具体情况出发去认识具体事物。
“第二个结合”将辨证施治与矛盾分析有机结合,使之超越西方思想观念、制度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观念、体制、制度等创新,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党的十八以来,党和政府围绕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也采取对症下药、辨证施治,精准应对,历史性地解决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我们要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把中医药文化蕴含的丰富的辨证施治传统,转化为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动力。
四、人本思想与人民至上相契合
中医药文化蕴含深厚的人本思想,重点体现在“人命至重”的生命观、“医乃仁术”的价值观等。中医药文化注重对个体生命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关怀,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为了治病救人。例如孙思邈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并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备急千金药方》。《内经》认为人禀天地之精气而生,天地之间,万物之中,人的生命是最重的、最可宝贵的,所以强调珍惜生命, 养生保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看,“医乃仁术”与儒家的仁爱之心、恻隐之心以及佛家的慈悲之心均有共同之处。孟子指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历史上出现了医儒相通、儒医不分的现象,出现了因儒而医、“儒医”群体。范仲淹说:“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到的“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仁爱思想。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就集中体现了中医药文化“人命至重”的思想、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发展的实质和目的就是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解放与幸福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实践的主体。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以人为中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文化的共有观念。
“第二个结合”将“人本思想”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相结合,鲜明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思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扎实推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践行“两山”理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对中医药文化“人命至重”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观”思想的守正创新,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遵循。
“第二个结合”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打开了新的文化空间、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融入百姓的饮食起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中医药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内在亲和性与彼此契合性,我们要把两者融通起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作者张梦露系日博体育,日博电竞app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